RCEP实施为亚太地区构建深度融合的农业价值链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RCEP协定内容，本研究采用GTAP模型从时间、降低关税和减少非贸易壁垒三个方面评估了RCEP对成员国农业价值链的影响。结果表明：（1）RCEP实施有利于提升多数成员国农业出口增加值，各国优势产业出口增加值提升幅度更大。（2）国内生产和加工能力的提高（反映在国内增加值上）是推动成员国各行业出口增加值提升的主要来源。（3）RCEP实施有利于区域内多数国家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提升，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呈现分化态势，推动区域农业价值链发展。（4）RCEP实施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将对成员国农业价值链各指标产生积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加明显。此外，非关税壁垒削减可增强关税削减对价值链指标的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应关注RCEP实施创造的发展机遇，增强国内生产加工能力。（2）利用RCEP实施创造的合作机遇，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农业价值链。（3）注重RCEP协定高质量贸易规则落实，以协定实施带动区域各国农业共同发展。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ES) 已被广泛视为是缓解草原退化和加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有效工具。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牧民的受偿意愿（WTA）偏好及其受偿期望等关键要素常被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PES的有效性。本研究聚焦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GECP），旨在量化牧民对于草原禁牧的受偿意愿。通过运用面对面访谈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我们估算了牧民参与旨在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草原禁牧项目的WTA。研究结果显示，受访牧民参与草原禁牧项目的平均受偿期望为237元/亩/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发现，牧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对其参与禁牧项目的积极性具有正面促进作用，而家庭规模较大的牧民则倾向于要求更高的补偿。此外，健康状况良好、畜牧业收入更高或身份为半牧民的受访者往往要求较低的补偿金额。这些发现对于提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that impact farmers’ adoption of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RMS) in Pakistan during times of uncertainty.  The study examines farmers’ adoption of RMS using both multinomial probit (MNP) and multivariate probit (MVP).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82 farmers sampled from four districts in Khyber-Pakhtunkhwa (KP) province of Pakistan via a multistage sampling technique.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MNP model, considering the assumption of 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 and incorporating correlated error terms.  The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farmers’ behavior in risky situations and determine if there is heterogeneity.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MVP model to assess robustness and gai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our results are robust, and farmers behave homogeneously in various RMS scenarios.  Farmers adopt RMS individually or in combination to mitig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natural calamities on their livelihood.  The risk-averse farmers, who perceive weather-related risks as a threat, access credits and information, and have farms close to a river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RMS, irrespective of the format of the strategies available.  Moreover, the predicted probabilities and correlation of the RMS and RM categories have strengthened our model estim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in adopting RMS which are helpful for policymakers and stakeholders in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natural calamities on farmers.

基于2014-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即饮液体饮料消费调查数据，本研究估算了各类饮料的价格弹性。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基于容量和基于含糖量两种征税策略的消费者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减少等量添加糖摄入量的情况下，基于含糖量的征税策略比基于容量的征税策略的补偿变化更小。这表明，在保护消费者福利方面，基于含糖量征税比基于产品容量征税的策略更有效。鉴于中国目前的饮料消费状况，相比于基于容量的征税策略，基于糖含量的征税策略具备显著的效率优势。以上结论可以为食品行业行业和政府在降低中国居民糖摄入水平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识别影响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的因素，并深入理解其影响，对于中国制定有效的农业“双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122项中国境内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meta分析，系统探讨了23个驱动因素在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中的效应大小、异质性来源及其随时间累积的效应，旨在解决现有文献中这些驱动因素对技术采纳影响效果不一致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1）除了农民农业经验外，其他影响因素对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异质性的来源主要来源包括调查区域、方法模型、技术属性、报告来源、资金来源以及抽样年份等。（2）年龄、农业经验、采用成本与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呈负相关，而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技术培训、经济和福利认知、土地契约、土壤质量、地形、信息获取能力、政府示范、政府促进、政府监管、政府支持、农业合作社成员、同伴效应和农业收入比与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呈正相关。特别是，示范、年龄与技术采纳显示出特别强的相关性。（3）示范效应、年龄、经济和福利认知、农业经验、土地契约、土壤质量、信息获取能力、政府推广和支持、以及农业合作社成员和同伴效应对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通常保持一致，但随时间有减弱趋势。村干部、家庭收入、农场规模、性别、健康状况、技术培训和非农就业对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变化，并且与农民低碳农业技术采纳之间保持弱相关。本研究在指导中国各地制定当前低碳农业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可帮助政策制定者全面考虑关键因素的稳定性、其他潜在因素、技术属性、农村经济和社会背景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水稻生产对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水稻种植制度安排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新的形式，即家庭成年子女进城务工并努力市民化、父代劳动力则返乡务农。这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形成了家庭代际劳动分工模式。然而，农民如何调整其水稻种植制度以响应家庭代际分工尚不清晰。本文基于农民购买工伤保险的年龄限制（60岁），即农户非农就业的资格门槛作为家庭代际分工的外生冲击，进而结合模糊断点回归模型和中国中部地区湖北省1752位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代际分工家庭更加倾向于选择再生稻种植制度，而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种植制度缺乏偏好。在不同的经营规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可得性情景下，家庭代际分工对农户水稻种植制度安排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代际分工主要通过代际转移，即代际经济转移和隔代照料渠道作用于农户水稻种植制度安排。一方面，父代劳动力通过经济转移以减轻子代劳动力市民化所面临的住房购置压力，这会对促使从事农业的父代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种植再生稻，以最大化水稻种植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父代劳动力通过隔代照料的时间转移方式，为子代劳动力增加工作时间创造条件以加速其市民化进程，由此会促使代际分工家庭选择相对节省劳动力的单季稻。本文拓展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水稻种植制度关系的研究视角，并为优化水稻种植制度以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政策参考。

了解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中亚地区农村家庭的粮食安全变化情况，对于该地区制定粮食安全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策略至关重要。本研究利用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5800户家庭调查数据，采用两阶段QUAIDS模型对农村家庭九种食物的支出、收入和价格弹性进行了实证估计，评估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的食物消费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微观模拟模型（microsimulation model），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的侨汇收入下降和食物价格上涨对塔吉克斯坦农村家庭粮食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塔吉克斯坦农村家庭对不同食物的需求弹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对富含营养的食物（如肉类、水果、鸡蛋和牛奶）表现出较高的需求弹性。研究还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侨汇收入和食物价格的变化对农村家庭的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将导致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率下降约30%。这些发现对于关注后疫情时期侨汇收入依赖型经济体的农村生计和粮食安全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当前，对精制谷物的过度消费危及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而使用全谷物替代部分精制谷物对居民健康与环境可持续都有积极意义。一方面，相对于精加工谷物，全谷物中富含的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生物活性物质对居民健康有益；另一方面，全谷物加工过程中粮食与营养损失更小，能耗更低，进而碳排放水平较低。然而，很少有研究试图评估增加全谷物摄入量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文估计了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CDG）推荐的方式增加全谷物摄入量可能节约的医疗成本和减少的食物碳排放量。如果一定比例（从5%到100%）的中国成年人（大于20岁）平均全谷物摄入量从19.8g/d增加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摄入量下线标准50g/d，根据估计，相关疾病包括二型糖尿病（T2DM）、心血管疾病（CVD）和结肠直肠癌（CRC）的医疗成本将大幅降低，下降幅度为28.2亿美元至563.7亿美元，碳排放预计也将减少24万吨至572万吨。本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全谷物摄入量可以为居民健康、环境和社会带来显著的益处。

农业塑料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管理成本高昂，农业塑料废弃物管理（APWM）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社会公众理应为APWM作出适当的贡献。据此，确定公众是否愿意为APWM付费、明确驱动其付费决策的路径，以探索提高公众付费意愿的举措，对于解决APWM面临的资金短缺困境至关重要。为此，本研究应用计划行为理论（TPB）扩展模型，基于中国北方四省（自治区）1288个社会公众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a）受访者普遍持有积极且较强烈的付费意愿；b）受访者的态度（AT）、主观规范（SN）和知觉行为控制（PBC）正向影响其付费意愿（INT）；c）环境认知（EC）和环境情感（EE）正向调节AT与INT间、以及SN与INT间的关系，对INT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多方合作，尤其是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水平，这为相关政策制定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Gender inclusiveness is important in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Bangladesh as rural women play key roles in both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Gender inclusiveness also leads to gender equity.  We empirically evalu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ender inclusiveness in Bangladesh.  We consider three rural transformation indicators: high-value commodities’ share in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s, non-farm employment’s share in rural labor employment, and non-agricultural GDP’s share in total GDP.  Indicators capturing gender inclusiveness include the per capita rural income of males and females, ratio of investments into gender programs, female access to education, access to healthcare, employment participation, land ownership, and asset ownership.  We test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rural income of males and females and the ratio of their incomes and check for the robustness of the gender variables across different model specifications.  Analyzing 128 district-level observations from 32 districts of Bangladesh across four time periods (2000, 2005, 2010 and 2016), we use both ordinary least squares and fixed effects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We find that female land and asset ownership and access to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are robust determinants of various stag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Thu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mproving women’s ownership of land and assets and investing in women’s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will likely contribute to a more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

正规信贷可帮助农民增加生产投入、促进消费、提高福利，对农牧业生产十分重要。在中国牧区，正规金融机构数量逐步增多，然而鲜有研究关注正规信贷如何影响牧民的家庭消费。基于对青藏高原牧区544个牧户的调研，本研究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探究正规信贷对牧民的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年龄、草地能否抵押等变量显著影响牧民是否参与正规信贷。正规信贷可以显著提升家庭消费，尤其是生产性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正规信贷对富裕程度较高的牧民家庭的家庭总消费影响较大，而对富裕程度较低的牧民家庭的生产性消费影响较大。此外，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正规信贷可以通过影响牧民的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家庭消费。最后，本研究探讨了制定适宜的信贷政策以增加牧民信贷可得性等政策建议。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电商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其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中国农产品流通的主阵地，传统农产品批发业正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厘清农产品电商对传统批发业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分别测算得出农产品电商发展水平（AEC）和农产品批发业发展水平（AWI），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数字化基础（DIGITAL）、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AECI）和电商经济（AECE）三方面探究AEC对AWI的影响作用，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剖析AECI对AWI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从全国层面上看，AWI在研究期内平稳发展，AEC呈现强劲发展势头；（2）DIGITAL和AECE可有效提升AWI，AECI对AWI产生一定负向影响；（3）AECI对AWI的抑制作用存在三阶段影响效应，表现为抑制程度先增强后减弱。通过研究得出，随着数字新基建不断夯实，电商发展带来的“鲶鱼效应”让传统农产品批发业更具活力。此外，尽管B2B、社区团购等农产品电商分流了传统农产品批发业的部分流量，但两者基本实现了资源共享和经济效益上的互利协同发展。

基于2020年和2021年的随机实验和跟踪调查数据，本文探究了新冠疫情信息对养猪户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养猪户在收到关于新冠疫情的信息时，扩大生产规模的意愿显著降低。2020年，处理组的农户被告知“由于没有疫苗，新冠疫情可能二次暴发”，该信息使养猪户扩大规模的意愿降低了13.4%；2021年，处理组的农户被告知“新冠疫苗已经投入使用，但新冠疫情可能仍会持续”，该信息使养猪户扩大规模的意愿降低了4.4%。其次，相较于生猪生产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真实影响的养猪户户，新冠疫情信息对真实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养猪户户的生产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最后，本文使用跟踪数据证明了养猪户的生产意愿可以预测后续的实际生产行为。

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全球粮食供给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模型，从网络拓扑、中心排名、社团结构等方面对1990-2020年全球主要粮食贸易的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990-2020年全球主要粮食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且逐渐呈现出多元、均衡的特征。美国、加拿大、中国、巴西在考察期中始终是网络核心节点，2020年乌克兰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粮食贸易第二大国。粮食出口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美洲与欧洲，进口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与欧洲。（2）网络中高中心性国家明显增多，均有较高的出口能力，且大多具有耕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等自然优势。（3）全球主要粮食贸易网络划分为四个社团，美洲-欧洲社团是目前全球分布最广、规模最大的粮食贸易团体，地理邻近是社团格局形成的因素之一。因此，全球应进一步发展并优化现有贸易模式、促进粮食贸易网络多极化，各国家地区应树立未来共同体的全球愿景，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贸易安全治理和体制改革，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优化进出口政策，以降低贸易风险。

食品认证体系建设对产品出口质量升级至关重要，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本文将行业层面绿色食品认证数据与HS6分位农食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中国国内绿色食品认证对农食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我们发现，绿色食品认证显著提升了中国农食产品的出口质量。基于工具变量的2SLS估计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基准结论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拓展性分析发现，绿色食品认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提升品牌溢价优势促进产品出口质量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分地区来看，绿色食品认证对出口到发达地区、进口监管高水平地区的农食产品的出口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大；分产品来看，对初级农食产品、容易遭受非关税壁垒的农食产品的出口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指导中国农食系统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及农食产品贸易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粮食生产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环节的外包服务发展长期滞缓。以水稻和玉米为例，将收割与病虫害防治环节进行对比，从技术条件和市场规模差异视角研究粮食生产病虫害防治环节外包服务发展缓慢的原因，从而得出中国粮食生产是否能够实现全环节外包的启示。技术进步带来规模经济增加，同时，市场规模足以支撑技术进步下的规模经济的实现是服务供给发生的两个必要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不管是病虫害防治还是收割，外包服务都有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但相对于收获，一方面病虫害防治环节的外包服务规模经济更小，且其规模经济随技术变迁的边际增长空间也更小；另一方面由病虫害防治本身作业特征所决定的，其专业化服务的市场规模不大。据此，今后要想尽可能地实现粮食生产全环节外包，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较为有效的政策干预空间在于破除市场规模约束，比如规划区域之间的作物布局，改善地块连片程度，增加地区之间粮食生产环节外包服务需求的农时信息供给等尽可能规避现实市场规模不足的约束。

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中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HSFC）是稳定粮食产量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本研究基于2005-2017年中国31个样本省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探究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提高了粮食总产量，并且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本研究认为其潜在的粮食增产机制主要包含三点，一是通过提高粮食复种指数进而促进粮食增产；二是有效降低了因干旱洪涝造成的减产损失，进而实现粮食增产；三是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提高耕地地力，进而促进粮食单产提高。异质性探究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仅在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表现出了显著的粮食增产效应。另外，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显著增加稻谷、小麦、玉米的产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豆的减产。鉴于此，本研究提出要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建设标准，严控农田“非农化”与“非粮化”，进一步提升粮食增产效果。同时通过市场机制进一步激励大豆种植行为，提高种豆收益，稳定提升大豆产量。

互联网被认为能够给弱势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带来更多技术红利，但这却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相悖。从理性忽略的视角，基于山东省1015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对农户病虫害综合治理（IPM）技术采纳的影响及其原因。研究表明：（1）互联网虽有效促进了农户IPM采纳，但并未真正给弱势农户带来更多影响，较大的选择偏差导致弱势农户的技术红利被高估；（2）技术信息获取渠道差异导致农户对互联网信息的理性忽略程度存在差别，这是互联网影响异质性的重要原因；（3）对强关系网络信息渠道的过度依赖使弱势农户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对互联网信息产生理性忽略，因而难以被互联网信息所影响。要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对弱势农户IPM采纳甚至绿色生产转型的促进作用，不仅需要推动互联网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的适老化，还应激励善于利用互联网的农户积极分享外部信息，引导弱势农户走出信息茧房。

减少农业碳排放对于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农业向规模化经营转型将会给碳减排带来不确定性。本研究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核算我国种植业的碳排放量，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经营规模对种植业碳排放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情景分析预测经营规模变化驱动下的种植业碳排放未来变化。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中国种植业总碳排放量呈“倒U形”变化趋势，且主要归因于化肥投入带来的碳排放变化。预测结果表明，如果经营规模继续遵循历史趋势变化，农业规模化经营转型将使中国种植业碳达峰年份推迟到2048年。但从长远来看，规模化经营转型仍然有助于减少种植业碳排放。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转型初期，应加强化肥施用减量的环境规制政策力度以减少种植业碳排放，这一发现对于其他经营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轮牧被自然科学家认为是保护草地的自然解决方案之一。然而，当牧民采用轮牧时，其对改善草地质量的效果尚不明确。基于中国两个主要牧区的牧户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轮牧对草地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轮牧在短期内对草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长期内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当村庄投资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公共基础设施或牧民采取轮牧相关的支持措施时，轮牧可以更好地改善草地质量。进一步分析表明，采用轮牧措施的牧民具有更高的放牧强度、更高的补饲强度和更多的圈养牲畜天数，这表明牧民可以在不增加对天然草地压力的情况下更有效地管理牲畜。此外我们还发现，牧业收入和轮牧采用相辅相成，这也是牧户采取轮牧的经济原因。这些研究结果为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协调生态系统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基层政策提供了参考。

基于黄土高原705位小麦种植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田野实验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不确定厌恶对农户创新种子采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普遍是模糊厌恶与风险厌恶的，模糊厌恶和风险厌恶水平越高的农户，采纳小麦创新种子的可能性越低，且风险厌恶处于主导地位；农户信息获取水平的提高将缓解模糊厌恶对小麦创新种子采纳的负向影响，而银保互动有助于缓解风险厌恶对小麦创新种子采纳的阻碍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的农户，其模糊厌恶和风险厌恶对农户采纳小麦创新种子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政府可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构建相关保障机制，以帮助农户更好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进而改善其模糊厌恶和风险厌恶态度，以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率。

在苹果产区农业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双重人口发展趋势下，“将来谁来种苹果”的问题凸显。由于中国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经营制度，苹果生产仍然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在苹果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比例较低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及其后代的苹果经营意愿对苹果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农户苹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对分析苹果产区未来苹果产业发展形势、协调城镇化与苹果产业发展的关系、提升苹果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揭示了除了地理位置专用性的负向影响之外，人力资本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和土地资产专用性均会增强农户苹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损失厌恶在实物资产专用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专用性对农户苹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低碳农业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秸秆还田技术为例，探究风险偏好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江苏、江西、湖南三省两期1038户水稻种植农户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度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和损失规避程度，以获得农户真实的风险偏好信息。同时，基于此数据，我们探究的也是农户实际的秸秆还田行为。结果表明，风险厌恶和损失规避均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即越厌恶风险和越怕损失的农户采纳低碳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探讨发现，农业保险、经营规模和政府规制能缓解风险厌恶和损失规避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宣传秸秆还田技术效益、持续推广农业保险、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加强政府规制促进农户采纳低碳农业技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水资源调配是一个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潜在途径。众所周知，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调配工程，该工程将水资源从南方输送到了北方。本文利用中国黄淮海平原2000-2020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南水北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南水北调可以显著提高农业增加值。在考虑混淆政策、替代变量、子样本估计和更换估计方法时，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潜在的作用机制可能是南水北调增加了经济作物，但减少了粮食作物。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平均气温较高或农田生产潜力较大的地区，南水北调对农业增加值的影响较小，而在日照时间长或坡度大的地区，南水北调对农业增加值的影响较大。由于粮食作物附加值低，为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政府需要通过粮食生产的供水补贴来保障粮食安全。

基于2021年初在中国四个大城市对579名消费者线上问卷调查和选择实验的数据，本文考察了消费者植物肉消费经历和偏好及相关因素。在线上问卷调查中，消费者首先回答了本人近一年植物肉消费经历和对植物肉的态度。有消费经历的消费者进一步参与了以快餐店汉堡为例的选择实验，就汉堡所用的肉类（植物肉或动物肉）、产地（中国或外国）、标签（鲜嫩多汁或无标签）及价格（13，25或32元）的不同组合进行选择。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消费者对植物肉持积极态度；85%（82%）的消费者吃过（买过）植物肉食品；超过一半的消费者吃植物肉出于想尝试新的食物（58%）或对健康的食物感兴趣（56%）；收入、宗教信仰和饮食限制均与消费者植物肉消费经历显著相关。基于选择实验数据的随机参数Logit模型结果表明：79%的消费者选择植物肉汉堡，且平均支付意愿达到88元；99.8%（83%）的消费者选择国产（带标签）的汉堡，支付意愿达到了208（120）元。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女性、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收入、有宗教信仰及有饮食限制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选择植物肉汉堡。

1950年以来，全球灌溉农业的面积增长了两倍。灌溉农业对于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仅占全球耕地面积的20%，却提供了全球40%的粮食产量。灌溉农业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从工程学视角利用生命周期评估法计算灌溉农业的碳足迹，而基于微观农户视角的碳足迹驱动机理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评估法与计量经济学模型(如多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调查2019年-2020年中国西南地区6个村庄(2个灌溉农业试点村和4个周边村庄作为对照)345个农户的852份玉米和马铃薯生产情况，分析了灌溉改革试点地区农作物种植碳足迹的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灌溉农业试验区的作物碳足迹显著低于非试验区。灌溉改革主要通过工程效应(实施田间灌溉渠道)、技术效应(提高新灌溉技术的采用)、管理效应(适当的灌溉运行和维护)和产量效应(灌溉改革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四个中介路径对作物碳足迹产生影响。其中，除工程效应外，其它三个中介效应都对作物种植碳足迹产生了抑制作用。其中，产量效应对降低碳足迹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管理效应，最后是技术效应。此外，研究发现种植方式、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土地质量对作物碳足迹均有显著影响。这项研究对于理解农业生产中粮食安全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龙头企业+农户”契约农业模式在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降低农户市场风险、促进农户增收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农户违约现象被视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契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具有短视或不耐心的时间偏好特征，且这种特征会对农户在采纳新技术和新项目、设备或结构投资、农场轮作和投入品的选择等涉及短期和长期成本收益等跨期决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家禽契约养殖户违约引致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时间间隔，个体如何权衡当前和未来的回报对理解违约至关重要。本文旨在从时间偏好视角考察契约农户的违约决策，数据来源于对中国江苏省家禽养殖户的一项家庭调查和经济学实验。本研究应用贴现效用模型和最大似然技术估计农户的时间偏好，并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检验农户的时间偏好对其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违约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样本中的家禽养殖户普遍存在短视认知偏差现象，对未来的效用缺乏耐心；短视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违约概率越大，且时间偏好在生产阶段比在销售阶段发挥更大的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用性投资和交易成本仅对耐心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户的违约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与大规模农户相比，时间偏好对小规模农户的违约决策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果对契约稳定性政策以及将行为偏好与农业决策相联系的文献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准确预测大豆单产对于农业生产、监测和预警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有研究已经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基于气象数据预测大豆单产，但尚没有充分探讨如何使用不同的模型来有效地将不同地区的大豆气象单产与大豆单产区分开来。此外，综合利用各种机器学习算法的优势与特点以通过集成学习算法提高大豆预测单产精度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两个大豆主产区东北地区和黄淮地区，173个县级行政区域和气象观测站跨度34年的单日气象数据和大豆产量数据进行研究与分析，本文采用K近邻（K-Nearest Neighbors, KNN），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R）作为3个有效的基模型，建立了基于堆栈集成学习框架的高精度、高可靠性大豆气象单产预测模型。通过5折交叉验证进一步提升了模型泛化能力，并利用主成分分析降维和超参数调优对模型进行了优化。利用173个县的5年滑动预测和4种回归指标进行模型精度评价，表明大豆气象单产堆栈集成学习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强的鲁棒性。基于堆栈集成学习框架对173个县大豆单产的5年滑动估测表明，模型估测效果能够详细反映出大豆单产的时空分布变化情况，MAPE低于5%。大豆气象单产堆栈集成学习预测模型为准确预测大豆单产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通过情景模拟的方法，从微观角度探究了扑杀补偿政策的优化问题。文章基于全国8个省份273个养猪场的调查，从养殖场规模和养殖模式的角度构建了4个代表性养猪场（户）并构建了养殖场（户）在发生疑似疫情时的行为决策函数。本文基于激励养殖场（户）报告疫情的目标，从补偿标准和当地部门执行的视角设计了模拟场景。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养殖场（户）和畜群日龄使得疫情报告的最优决策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了扑杀补偿政策的调整方向：1）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制定扑杀补偿标准；2）保持畜牧兽医部门高水平的疫情监测能力。

利用渤海湾和黄土高原地区545名苹果种植户的微观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本文实证分析影响农户精准农药技术的采纳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78.72%的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由合作社、专业企业等服务机构提供精准农药技术服务；69.72%的农户表示愿意购买精准农药技术设备。同时，农户感知、农场规模、是否加入合作社、数字信息获取和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户精准农药技术的采纳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合作成员、技术培训和环境法规则显影响农户精确农药技术的支付意愿，年龄、农业经验与农户精准农药技术服务的采纳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促进农户经济作物种植能否显著的增加其家庭福利一直是粮食政策的焦点。本研究首先探讨了农户商业化种植食用豆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食用豆商业化生产如何改善了农户的经济福利。本文使用了2018年至2019年期间收集的848户农户家庭数据集，通过应用Heckman两步法估计了农户家庭商业化食用豆生产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内生处理回归（ETR）方法检验了商业化食用豆种植对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食用豆市场价格（农户销售价格）、农业技术服务、农户获得贷款途径，以及政府补贴等因素显著的促进了农户商业化的食用豆生产，而生产成本增加和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限制了食用豆农户商业化生产。总体而言，商业化的食用豆生产显著的增加了农户家庭农业收入，但对农户家庭非农收入的影响有限。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通过促进农户家庭进行商业化的经济作物生产，并降低农户农产品市场准入的政策可以显著提高经济作物（比如食用豆）农民家庭的经济福利。

绿肥作物具有减少农业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GHG）的潜力，并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契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然而，种植绿肥作物并未得到农民广泛认可。例如，在全国范围内，绿肥作物的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不足3.5%。本研究旨在解析农民种植绿肥作物低采用率的原因。我们采用Best-Worst Scaling (BWS) 方法，让农民对不同的耕地保护措施进行排序，包括三种类型的绿肥作物种植系统。以中国西北部甘肃省为例，对276名农民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绿肥作物的低采用率有三个因素：1）农民更喜欢改善农田灌溉设施和以有机代替化肥，而不是种植绿肥作物； 2) 对绿肥作物的政策缺乏认识和理解，且获得培训课程的机会有限； 3）政府财政支持和补贴不足。本研究为政策决策者进一步推广绿肥作物提供了参考与建议。

奶牛是污染物产生较多畜禽，一头600 kg的成年奶牛，每天可产生30~50 kg粪便，废水0.4 m³，是同等条件下生猪、肉鸡和蛋鸡的数倍，已成为农业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奶牛养殖业开始向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转变，由此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效应问题日益突出。环境规制是解决畜禽养殖过程中要素过度使用和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之一，但也是养殖场成本增加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当前环境规制与不同规模奶牛养殖效率以及技术进步的关系尚不清楚。该研究基于中国十个省份（自治区）2009—2019年不同规模牧场投入产出数据和环境规制政策规章文件数量，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奶牛养殖技术进步的影响特征与异质性，并考察了规模经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互补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奶牛养殖技术进步的影响呈“U”型特征，环境规制加速了养殖集约化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了从污染治理带来的高成本、低技术进步逐步过渡到养殖结构优化产生的高收益、高创新投入的发展规律。不同规模牧场中，大规模和中规模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小规模，环境规制对小规模牧场和大规模牧场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中规模牧场技术进步影响呈“U”型曲线，不同规模养殖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中规模牧场奶牛存栏比重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规制初期给牧场带来技术进步下降的压力，但不能过度追求大规模养殖，大规模奶牛存栏比重增加带来更高的污染物处理成本迫使牧场减少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反而会削弱环境规制对奶牛养殖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研究认为在推进适度规模养殖的基础上，在确保环境规制有效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注重环境规制形式，使奶牛养殖技术尽快突破“U”型曲线拐点，为实现环境保护及经济增长“双赢”提供了理论支持。

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其多功能性价值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功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估算了近30年（1980-2014）来中国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稻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固碳价值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控温和温室气体价值。不同稻区稻田生态服务价值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南方水旱轮作区和双季稻区的单位产量生态服务价值强度相近，均显著高于东北一季稻区和西南稻区。近30年（1980-2014）来，除广西、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自治区）外，其他省份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这些结果表明，我国稻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总量、结构和强度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相关研究可进一步指导适合我国水稻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氮肥在中国的过度使用及其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已在国内和国际引起关注。除公共机构推动的多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外，借助信息通讯技术或数字服务手段推动可持续农业实践的私人部门创新和创业正在崭露头角。本研究探讨了一个创业企业依托信息技术提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实践的影响。结果表明，依托信息技术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显著减少小麦种植中的氮肥使用量。然而，信息技术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使用却促使农民的氮肥施用趋向于可持续和精准施肥。创业企业的此种创业模式在农户参与性和财务可持续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农业部门普遍存在化肥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了解化肥使用的驱动因素对于提高化肥使用效率至关重要。本文的目的是基于中国农场层面的数据研究农场规模与化肥使用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场规模与化肥使用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分别对水稻、玉米、小麦-玉米和水稻-玉米种植户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农场规模的弹性值很接近，农场规模的平均弹性约为0.2。在统计上，农场规模每增加 1% 将引致化肥使用效率增加 0.2%。农场规模对化肥使用效率的正向影响不是由于产量的增加，而是在保持产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化肥使用。本研究认为，促进农场规模的扩大可能会提高化肥使用效率，从而减少化肥过度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小农户能否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促进小农户采纳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是提升小农户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运用中国14省（区）1449份调研农户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不同环节技术采纳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农业生产技术采纳，相比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小农户，使用互联网的小农户作物新品种、节水灌溉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概率分别提高0.200倍、0.157倍和0.155倍；互联网使用对低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和高收入等小农户的影响更明显；政府应该强化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使用的普惠性。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扩张，全球茶叶消费显著增长。然而，现有的文献却缺乏对全球主要茶叶市场融合的系统研究。本研究实证分析了2012年到2019年间世界主要红茶拍卖市场的每周价格序列。研究结果表明，经管存在异质性，世界主要红茶拍卖市场是融合的。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区域性的茶叶市场，也适用于国际性的茶叶市场。该研究结论对以数百万小农为主的茶叶主产国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在中国南方稻作区，传统的早稻-晚稻双季稻模式（DR）种植面积迅速减少，同时，再生稻（RR）和稻虾（RC）作为两种新兴稻作模式正快速发展。本文采用能值分析法和生命周期评价法评估了稻作模式转变对水稻生产经营经济效益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影响。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表明：RC的生产产值和利润远大于RR和DR，RR和RC比DR的产投比分别提高了25.5和122.7%。与DR相比，由于较高的灌溉水、电力、幼虾苗和饲料等生产资料的投入，RC增加了能值投入，而RR则具有较低的总能值和不可再生能值投入，如灌溉水、电力、肥料和农药等。当稻作模式从DR转变为RR或者RC时，水稻生产的环境负载率分别减少了20.4和38.2%，而能值可持续性指标增加了34.8和65.2%。生命周期评价结果表明：RR和RC具有较低的潜在环境影响，它们的综合环境影响指数比DR分别低35.0和61.0%。与DR相比，RR的稻谷产量没有明显下降，但显著减少了经济成本和能值投入，而RC模式下稻谷产量下降严重（与RR相比减少了53.6%）。综上，再生稻模式是一种更有利于全面实现粮食安全、经济效益和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模式。

营养扶贫是改善贫困人群营养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其健康素质，进而推进精准扶贫的有效措施。本文基于食物获取权理论，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ina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y，CHNS）数据，实证检验农民生产结构和区域市场条件对农民营养摄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与专业化生产相比，生产多样化农户的营养摄入量较高。其次，地区市场条件会不同程度影响低收入农户与非低收入农户的营养摄入水平。对于低收入农户，市场条件对农户碳水和脂肪摄入量影响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户的营养摄入水平作用有限。对于非低收入农户，市场条件有效改善农户的膳食结构，提高其营养摄入水平。与低收入农户相比，非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其营养摄取水平有显著影响。

尽管农业污水灌溉是应对水资源匮乏的潜在适应性策略，但污水灌溉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不同研究中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我们难以全面评估污水灌溉对全球粮食安全的作用。基于1987—2021年62项农学试验研究数据，本文采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污水灌溉对粮食产量异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污水灌溉的平均粮食增产效应为19.7%；（2）生活污水和养殖污水灌溉能够显著提高粮食产量，但工业污水灌溉的作用显著为负；（3）生活污水的养分浓度与粮食产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农学试验设计，如田间试验、试验次数以及化肥使用，是导致不同研究中粮食增产效应差异的影响因素；（5）粮食增产效应在外文和中文文献中存在显著差异；（6）现有文献主要揭示了污水灌溉对粮食产量的短期效应，其长期影响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

农户对风险管理策略的评价以及其对农户风险管理工具采纳意愿的影响尚不明晰。对此，本研究利用469份农户调研数据探究农户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价格保险的评价以及他们的评价对其购买意愿的影响。此外，重点关注了农户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价格保险评价和采纳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之间的交流和经验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对农业保险的评价，而提供足够的保险信息是提高农户对农业价格保险评价的有效方法。此外，农户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价格保险的有利评价将显著提高农户的采纳意愿。本研究为农户的风险管理评价对其采纳意愿有重要影响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为了提高农户对风险管理工具的评价并进一步促进农户对风险管理工具采纳，应加强农业保险和农业价格的保险政策宣传，确保农业保险和农业价格保险实施的效果，并为农户提供完善的保险服务。

供应链可追溯性的构建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溯源，因此对于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来说非常重要。此外，它能够帮助监管者了解食品安全风险发生的供应链环节，并能够对上游农业企业的经济性动机掺假行为产生威慑。本文聚焦于中国水产品供应链，试图通过构建批发市场经营户、养殖户和政府三方的博弈模型和使用大规模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实地调研数据，分析经营户可追溯采纳行为。该实地调研数据涵盖了浙江和湖南两省所有存在水产品交易的批发市场，具体来说，包含76家批发市场和763个经营户的信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批发市场经营户之间采用可追溯性与食品安全抽检强度、经营户个人的被抽检经历和风险意识密切相关；此外，在私营市场中，抽检强度对经营户的产品可追溯性采纳的影响要强于国家/集体所有权的市场。本文提供了关于中国水产品可追溯性发展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可能影响批发市场经营户的产品可追溯性的因素，以期为相关政府部门促进水产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性提供建议。

自2018年8月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以来，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洲猪瘟的发生发展导致猪肉等主要肉类市场供需失衡，肉类价格大幅剧烈波动。为了分析非洲猪瘟对猪肉等肉类价格的影响，本文采用网络爬虫方法构建了基于互联网非洲猪瘟关注度指数作为非洲猪瘟疫情的代理变量，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TVP-VAR) 分析了非洲猪瘟与肉类价格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非洲猪瘟对猪肉、鸡肉、牛羊肉价格的影响程度、方向和时滞上存在差异，且影响效应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同时，非洲猪瘟对肉类价格的影响程度与非洲猪瘟的发展趋势和程度并不一致，脉冲强度与非洲猪瘟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强相关且脉冲强度在早期普遍较弱，中后期显著增强。未来应加强对非猪瘟的宏观调控，强化市场监测预警，规范生产流通和舆论监测引导，以期而稳定肉类市场预期，促进畜禽市场平稳运行。

减贫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基于反贫困的视角，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调查 (CHIPs) 的数据，探讨和检验了正规信贷约束和非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在有序probi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控制函数方法纠正信贷约束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正规信贷约束和非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稳健的显著积极影响，并且相对于非正规信贷约束而言，正规信贷约束的积极影响更大。进一步地，文章运用似不相关回归识别了信贷约束影响农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健康、信任、人均金融资产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信贷约束对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健康和人均收入水平发挥了主要的中介作用。据此，政策制定者应从金融供给侧和需求侧着手来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以降低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特别地，政策制定者亦可通过提升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以达到降低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之目的。

该研究旨在探索心理账户理论与农户自产食物消费之间的关联。我们假设心理账户理论可能适用于解释农户分配和使用自产食物的部分行为。收获后农户预留部分自产食物作为自食账户，并一直消费自食账户中的食物。由心理账户理论在其他应用领域中发现的特征，我们推测农户在对自产食物的消费上可能出现以下现象：心理账户使得农户忽略自食账户的机会成本，使其对价格变动不敏感；当某一种农产品的产量小于农户消费需求（设定的自食账户量）时，产量对自食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当产量大于农户消费需求时，产量对自食消费不再有显著影响。研究采用来自中国六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针对大米、面粉、马铃薯、猪肉、鸡蛋五种食物自产部分的消费，运用双对数需求模型验证以上假设。结果表明当产量小于农户消费需求时，自产面粉、马铃薯、猪肉的消费符合价格不敏感假设，而当产量大于农户消费需求时，自产大米、猪肉、鸡蛋的消费符合价格不敏感假设。产量对五种自产食物的消费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当产量小于农户消费需求时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产量大于农户消费需求时。由此进一步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政策含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近年来，稻虾共作模式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中国成为一种经济上可行的食品供应方式，然而其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还未彻底探明。本研究利用在湖北潜江市进行的2016年的调查试验和2017年的田间试验，评估涝渍田地区稻麦轮作模式（RW）、稻虾共作模式（RC）和小龙虾单养（CM）模式的相对经济性。田间调查表明，RC模型的效益成本比（3.5:1）高于RW（2.0:1）和CM（3.1:1）模式，保护了农民在恶劣天气环境条件下的粮食生产积极性。田间试验旨在探讨RC模式的田间氮肥管理策略，以RW稻田为对照，在稻虾共作2年（RC2）和稻虾共作8年（RC8），三个田块设置0 N、5 N、10 N和15 N 4个水平的氮肥施用梯度。田间试验结果表明，RW、RC2和RC8田块分别在施用15 N、10 N和5 N时水稻产量达到峰值。在RC2和RC8田块中，小龙虾未利用的剩余饲料氮被水稻利用。因此，为提高氮肥利用效率和减少氮肥对环境的污染，提出了RC田适宜施氮量。相比于RW和CM处理，RC的农户稻田施氮量最少却获得最高的净收益。可持续发展综合农业技术（即合理的稻田配置）是有效维持水稻生产的必要条件。结果表明，RC耕作模式对涝渍田地区的稻农来说是一种可行的多样化选择。

本文研究了在我国棉花生产中农民的风险偏好对化肥施用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农民的风险偏好与化肥施用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单调的。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化肥施用的弹性和从获得高产预期的可能性都很高时，厌恶风险的农民施用的化肥数量多于冒险的农民。相反，当肥料施用的弹性和获得高产预期的可能性较低时，冒险的农民施用的化肥数量比厌恶风险的农民施用的化肥数量多。

中国农业机械及其社会化服务发展迅速，必然会影响水稻生产效率。2015年我们在中国五个主要的水稻生产省份进行调研，获得450个农户家庭情况及其3096地块农业生产情况相关数据。利用这些问卷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我们利用“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计算技术效率，并利用技术效率值对表征社会人口、土地自然特征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找到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接着，比对分析三个水稻生产环节的技术效率影响因素。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和选择偏误，我们还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来计算技术效率。研究发现：（1）使用“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计算获得的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4。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虑自选择偏误时，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0。（2）化学农药施用机械化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但耕作和收割环节机械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3）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而言，机械化投入偏高。过高的机械化成本投入到较小的耕地面积，导致配置效率较低，规模不经济。（4）稻农绝大多数以次优的土地规模进行农业生产。未来的政策应侧重于鼓励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效率和分配效率，同时在水稻的化学农药施用环节采用机械化以提高技术效率。

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牛肉消费量已从2000年的500万吨增长到了2019年的770万吨，但与猪肉和禽肉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加深收入增长对牛肉消费影响的认识十分必要，这对于展望未来牛肉消费需求并为国内牛肉产业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的32878户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数据，运用反双曲正弦转换（IHS）的广义双栏模型估计了出城镇不同收入组家庭的牛肉需求收入弹性，并对未来牛肉消费的可能变动趋势进行了模拟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家牛肉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从低收入组的0.169增长到高收入组0.671。不同收入增长情景的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预计牛肉消费量在10年内将增长12.0％～38.8％，在15年内将增长18.6％～70.5％。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国内牛肉生产商和世界牛肉出口商提供有关未来牛肉需求变动趋势的定量依据，也说明了提高中国牛肉供给系统韧性的紧迫性。

本文考察了中国农户参与合作社和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对其经济福利的影响。基于中国15个省份39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选择模型(DSM)修正由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以计算农业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不参与农民合作社、不采纳农业技术而言，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采纳农业技术的农业收入分别增加2.77%和2.35%。有趣的是，与高收入农户相比，低收入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采纳农业技术的农业收入分别高出5.45%和4.51%，且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农民合作社和农业技术能够提升农户经济福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堆肥过程中磷矿粉影响微生物群落进而钝化重金属的机制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分析猪粪秸秆堆肥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及重金属形态变化，探明磷矿粉作用下微生物对重金属钝化机制。结果表明磷矿粉的添加能够提高堆肥过程中重金属的钝化效果，特别是对于Cd和Zn，生物有效性系数分别降低了247.41和176.25%。随着堆肥的进行，细菌群落结构发生变化，Firmicutes 所占比例降低，而Proteobacteria, Bacteroidetes, Deinococcus-Thermus 和Gemmatimonadetes所占比例升高。磷矿粉的添加使原生的细菌门类发生变化，Bacteroidetes变化可以解释Zn，Cu和Cr的形态变化，而 Deinococcus-Thermus和Proteobacteria影响Zn, Pb和Cd钝化。该研究结果能为堆肥过程中的重金属钝化提供支持。

为治理水污染，中国地方政府提出实施河长制。作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日益突显。河长制是我国分权式环境监管体制下的一项制度改革，其能否有效地缓解非点源污染，对于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15年308个县的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河长制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实施河长制能够显著降低畜禽养殖对水质的负面影响。然而，河长制在处理因化肥施用而造成的水污染方面的效果不佳。此外，“河长”之间的合作只存在于同一个省内。地方政府应加大力度减少化肥源污染负荷，避免化肥源污染负荷进入地表水体。同时，中央政府应加强上下游省份河长之间的合作。

本文研究在机械化和外包服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水稻田间收获损失，并评估机械和外包服务对收获损失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6年研究小组与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全国调查。研究采用非参数方法检验联合收获和外包服务是否能显著减少收获损失。同时，通过分位数回归估计机械和外包服务对收获损失的实际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第一，中国水稻平均收获损失率为3.65%。第二，机械收割和机械风选造成的损失比人工操作更大，田间运输则相反。第三，联合收获增加了损失。第四，外包服务对不同收获方式损失的影响不同。外包服务增加了分段收获的损失，但减少了联合收获的损失。

养殖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4.5%，中国养殖业，尤其是生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利用Kaya恒等原理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将1976-2016年中国生猪养殖过程中因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分解：（1）技术进步因素，（2）养殖业内部结构调整因素，（3）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因素，（4）生活水平改善因素以及（5）人口增长因素等。研究显示，在观测期间中国生猪养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了16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因素分解研究的结果表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因素，经济福利增长因素以及人口增长因素分别对猪肉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贡献分别为2300，4100和1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技术进步和养殖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因素分别促进养殖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5100和1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优化将是中国生猪养殖领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途径，技术变革对于生猪产业温室气体减排减排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已有研究表明收入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显著的影响，然而关于农村居民收入及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却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运用二次型近乎理想需求模型（QUAIDS）估计不同收入组成年农民居民各类食物收入弹性，并对模型的支出内生性问题和零值消费问题进行处理。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及收入分布的变化对其食物消费有显著影响。除粮食类食物外，其余食物类别（蔬菜类，油脂类，动物性食物类、其他食物类）的收入弹性均显著为正。农村居民收入阶层的跃迁将导致农村居民粮食类、蔬菜类、油脂类和动物性食物类收入弹性的下降。基于估计的收入弹性，农村居民收入组别的变化对食物消费影响的动态模拟结果显示，降低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食物营养状况。